死刑的存废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不同社会由于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以及所处的不同情境而产生的特殊结果。西欧对于死刑的废除，很大程度上由于其独特的基督教文明。在基督教看来，人的生命由上帝赋予，自然不应由世俗权力所剥夺。人的生死由上帝审判，因此不必非要在人世间寻求复仇与报应。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其实是欧洲诸国废除死刑的核心要素。这也是目前废除死刑的大多为基督教国家的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废除死刑之所以成为欧洲的潮流，除了文化上易于接受的原因之外，欧盟的扩张也是重要的原因。一些国家为了能够加入欧盟或是提升与欧盟的关系，被迫废除了死刑。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土耳其。
死刑存废与否并不必然代表社会文明程度的低或高。以美国为例，在废除死刑的16个州里，恰恰是比较落后、蛮荒的威斯康星、密歇根、阿拉斯加这些州先废除了死刑，而文明程度最高的纽约是在2007年才废除死刑，比威斯康星整整晚了154年。有死刑并不意味着滥杀，没有死刑而代之以无假释的终身监禁，也未必不是“生不如死”的残酷。中国社会的死刑较多的确是个问题，但这完全可以通过少杀、慎杀甚至尽量不杀(死缓)来解决，而不必一概而论地废除死刑。如果我们不去刻意夸大网上的一些偏激言论，就会发现，大多数人绝不是嗜血的野蛮复仇者，他们通常只是要求对令人发指的残酷罪犯施以死刑。
平心而论，主张废除死刑的大多数理由未必没有道理，比如，死刑的威慑作用其实有限、死刑让冤案难以平反、死刑在本质上是血腥的复仇等。但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面对法律人与民众的分歧。理论上，法律人不应向任何人让步，不论他是国王还是平民，法律人永远只应忠诚于法律、忠诚于理性，但是中国的法律之路是复杂的，大多数人还对法律将信将疑，还对情、理、法的关系梳理不清。这个时候，一方面当然要教育民众，另一方面也需要争取他们。
在一个法治刚刚起步的国家，与民众情绪相抵触的法律，很难获得认同。法治在本质上不是依赖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暴力来实现的，它的权威来自于社会的认同。尼克松不是输给了法律，是输给了白宫外支持法律的民众。我个人非常希望有一天，中国废除死刑，但在大多数人都不认同的时候，这很难短期内成为现实。你可以说这是民众的偏见，这是民众的情绪，可在法治起步的阶段，争取民众的认同是法律人最大的任务。法律是人民对秩序、安全、自由等诸多问题的权衡，法治不是知识分子敲打键盘就可以实现的，它无法离开人民。在民意面前，只要不是重大的、根本性的原则，一切都可以商量，也应该可以商量。中国的法治不能没有理想主义，有理想才能有方向，但中国的法治也必须有现实主义，唯有脚踏实地才能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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