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时代，一个人类逐步使用、学习、掌握、控制金属的时代。
千百年来，甘肃大地上，保存下来了大量的青铜器。它们或面目狰狞，或充满神秘，或彰显阳刚，无一例外地展现了先民们曾经经历的一段特殊时代。
1919年，一件神秘青铜器在天水西南出土。王国维见后，惊叹不已。这件青铜器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
1 大山深处，一座古镇，以秦岭为名，秦人曾在这里活动
群山连绵，山路蜿蜒，一个个山洼中，村镇星星点点散落。车，驶过村落，公路如同一条彩带，将散落的村镇串成了珍珠项链，成为献给大山最美的礼物。
夏初，尽管气候反常，阴晴不定，冷热交错，但在秦岭深处，满园春色关不住，梧桐树的紫花，梨树的白花，油菜的黄花，就在满山遍野中肆无忌惮地开放了。出兰州，顺高速公路，行至甘谷县城附近的关子，下高速，然后向南，一头就扎进了秦岭的绿色中了。
这里地处天水市区的西南面，以前曾被称为天水西南乡。1919年，在这里曾出土一件珍贵青铜器“秦公簋(gui)”。后来这件青铜器，辗转流落到了天津。著名学者王国维见后，大为惊奇，认为这是秦人在西垂陵庙的祭器。而簋上的文字，又记载了一段神秘往事。秦公簋最初是庙山的一个放牛娃发现的。庙山是秦岭深处一个极小的地方，也是我们此行的目标。
过了关子，就是藉口镇，这是一个典型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小镇。小镇的街道，沿着公路分布，公路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三岔路口，西南则进入秦岭深处，向东北则通往天水市区，向西北则可达甘谷武山。
山路蜿蜒，出镇子不久，遇到了一岔路口，停车问乡亲，去秦岭乡怎么走？乡亲很热情地说，在前方向左，顺着公路翻过一座大山就到了。我们再细问，哪里出土过青铜器？乡亲笑了，那不是秦公簋吗？名气大的很咧！
夏初，山路行车，田野的花香气息，若有若无地飘入了车内。大约半个多小时后，进入了一座小镇。这就是秦岭乡了。正巧逢集，小镇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是非常古拙的小镇，几乎看不到多少时尚色彩，却能感觉出纯朴的民风。赶集的乡亲中，依旧能看到白色头巾，蓝色布褂，这一切唤醒我们记忆深处的赶集记忆。
小镇不大，商铺沿着公路分布，各种土特产、蔬菜、农具、籽种农药店铺，尽显山中小镇的特色。汽车缓缓穿过小镇，天水的朋友来之前，专门给我们说了道路。过了秦岭乡，往前走不远就是通往梨树坡村乡间便道了。秦岭乡也是个岔路口，一面通向牡丹，一面通向礼县红河。
果然，走不多远，路边有一牌子，写着梨树坡。按照指示方向顺路前行，再次询问乡亲，梨树坡就在前面10里的地方。听着不远，其实，这个里程是乡亲们自己估摸的。好在，一路上都是硬化了的水泥路，行车无虞。穿过两三个小村后，再次询问，这才得知梨树坡真的不远了。真是，看山跑死马。
梨树坡村依山而建。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弧形的靠背，将梨树坡揽在大山的怀里。小村就是靠背的一隅。农忙时节，村子鲜见闲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中年村民，说了我们的来意。“秦公簋？知道!就是庙山那里出土的。”庙山在什么地方？村民热情地给我们指着大山形成的圆弧的一处红色土壤的地方：“就在那里。”
2 出自庙山，流落兰州食肆盛汤，王国维写文考证名扬天下
我们请老乡带路，乡亲说，正是农忙时节，怕是不行。庙山，其实就是山间一处高地，估计古代曾有座庙，而得名庙山。
这里其实是秦岭的南北分界线。庙山是天水秦州区秦岭乡梨树坡、董集寨两村与礼县红河乡六、八图村相交处的一座大山，海拔近2000米。顺着山间便道，很快我们就到了山顶，这是秦岭南北的分水点，水流向南则是进入了长江流域，向北则是黄河流域。这里地处西汉水上游，也是秦人早期重要的活动地域。距离此地不远就礼县西汉水上游的红水河流域，据前几年开始的“秦人探源”工程，西汉水上游有大量的秦人遗迹，毫无疑问，这里是秦人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域。对于庙山而言，这里最为重要的发现就是秦公簋的出土。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里是秦人比较重要的祭祀场所。小村依山而建，民居高低错落，分布在山间。去庙山的路就在小村背后，由于方言不通，在小村中折腾了三四次，才在一石料场找到了上山的路。
山路颇为平坦，从半山逐渐升到山顶。庙山其实就是山顶一个比较突出的小山包，顶上有一个小城堡。这种情形在秦岭乡一带很常见。沿途我们所见的山包上，就有一座或大或小的城堡。无疑，这些城堡是人们为躲避战火而修建的。
人们已经很难说清楚当年秦公簋出土的具体地方了。只能含糊地说，在其顶端发现秦公簋，这是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大体是这样的。
庙山属于高寒地区，不适合大规模耕种，但却是非常优良的牧场。三千多年前，秦人就在这一带开辟牧场。他们依靠这里高海拔的牧场，培养出优良战马，从而有了争夺天下的第一桶金。
放羊娃虽然不认识国宝，但却知道这是金属的，值钱着呢，就将这件东西卖给了山下横河(今礼县红河乡)的一家名叫“聚源当”的当铺。可惜，识者少，人们只能将这件东西当做废铜，辗转倒卖。一次次倒卖中，价值依旧不为人所识。最后，这件东西竟然进了省城兰州。这次，它的待遇变了，在南关什字一商肆中派上了用场，用来存放残浆。一天，总算等来了慧眼识宝的人。或许是某个学者，或许是附庸风雅的商人，总之它的身份忽然变了。从废铜烂铁，变成了识者眼中的宝物，一时间名动省城。于是，它被人们高价收购。不过，它依旧是件道具。只不过，不用来盛装残浆，盛装的是名利。一时间，这成为省城的一大轰动新闻，国宝蒙尘，明珠暗投，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于是，人们皆大欢喜。此时，甘肃的督军是张广建，自然东西就到了他手中。后来，张广建离开了甘肃，将它带到了天津。1923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北京见到此物，为其撰写《秦公敦跋》(当时称簋为“敦”)。于是，秦公簋才渐渐在学术界引起了关注。
这段传奇的经历，是天水的冯国瑞、兰州的张维等人调查所得。上世纪四十年代，冯国瑞将其写入他的《天水出土秦器汇考》一书的序言中，留下了一段非常难得的记载。据说当时出土时还有其他的青铜器，不过具体情形就弄不清楚了。
3 掀开秦公之谜，人们发现活字印刷的源头，竟然在秦公簋上
如今，我们再回头，看看秦公簋的具体形状：“秦公簋，器高19.8厘米，口径18.5厘米，足径19.5厘米，腹径23厘米。弇口，母口深盖，盖面呈圆弧状，盖顶突起小圆握。鼓形圆腹，圈足外侈。双兽首耳微上扬，耳下无珥。盖坡沿与腹上部饰细密蟠虺纹，盖面与腹下部饰瓦垅纹，圈足饰上下两重波带纹。盖54字，器身51字，器、盖联铭，合而成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共计105字。”这是对秦公簋比较完整全面的介绍，我们照录于此。
铭文对青铜器价值有着无比巨大的提升作用。上世纪初，就有青铜器铭文一字值一万大洋的说法。而在秦公簋中有105字的铭文，更说明它的价值不菲。铭文写道：“秦公曰：丕显朕皇祖，受天命……十有二公……”
秦公簋的铭文，写得典雅，既有当时中原地区的叙述方式，也有西陲秦人的特色。全篇以秦公口气，在祭祀天地时，做了陈述。先追思了先祖功业，再向天地与祖神祈福，最后叙述了秦公的志向目标。古往今来，这种祭祀类的文体，其结构都是相类似的。有人曾评说，秦公簋中的文字有一些是来自周代金文中常见的套话，这从一个侧面证实，秦人在青铜文化领域已同周人完全融合，也就是说，秦人此时在文化上，已经具备了同中原诸国抗衡的实力。
然而，更让人们关注的这件青铜器，它究竟是为哪位秦公所铸造。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秦公簋面世至今，至少有四五十位专家对它进行过深入研究。但至今许多问题依旧困扰着人们。“十有二公”究竟指的是哪位公呢？在秦人一千多年的岁月中，究竟从哪个王算起呢？各家说法纷纭，有“襄公时”、“文公时”、“德公时”、“桓公时”、“景公时”等数说。著名学者、秦史专家祝中熹先生，从器物本身考古入手，从秦公簋形制、纹饰、铭文、字体风格、铸作工艺特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得出秦桓公时代的结论。
秦公簋的制作还开了活字印刷的先河。其纹饰，并不是一个个从范模上刻制，而是制作好的印模，压制到范模上的。铭文制作亦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我们知道青铜器上的文字多是刻制，或在模上，或在器身。而秦公簋的文字，则是方块印模法。先是制好字模，然后印到范上，最后浇铸。其实，就是把每个字刻成单个陶泥活字，再拼凑起来的铸铭工艺，无疑和后世的活字印刷相似。这是秦人发明创造的重大科技成果之一，也是秦人创新精神的体现，惟其如此，秦人才具备统一天下资本。相类似的工艺，在殷墟中曾有过图案的印模，但没有字模。秦人的铸造技术又进了一步。秦公簋的文字整齐划一，优美洒脱，带着玉筯篆风采，有了小篆之雏形。著名学者、金石学家康殷(字大康)就是潜心研习秦公簋的铭文后，获得启发成为一代宗师和大家。可惜，甘肃的书家多不知秦公簋铭文的价值，认真研习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4 八成商前铜器出自甘肃，中国冶金术从甘肃走向全国
实际上，被忽略的不仅仅是青铜器上的文字。甘肃曾经是中国冶金的源地，这一点，也被人们渐渐地淡忘了。按照学术界的观点，夏商周三代被称为上古时期。这一个时期，也是青铜文化最为鼎盛的时期。而这三代，也和甘肃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大禹曾经在甘肃治理黄河，抵达积石。商人的统治势力，也曾抵达甘肃黄河以东的部分地方，平凉灵台白草坡就曾出土过商代青铜器。而周人则崛起于陇东黄土高原。
我国青铜器比较早的出土地点是西安临潼姜寨，这里出土了距今6700年的黄铜残片和铜管。又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类型的遗址中出土了含锡的青铜刀。这是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青铜器。
据统计，目前甘肃境内出土的早期青铜器，已达300多件，占全国出土的商代以前青铜器的80%以上。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中，其中有两批最令人瞩目，一批是灵台白草坡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另一批则是礼县大堡子山出的秦人青铜器。
精神总是靠物质来负载，所谓古文化必须依靠古人的生活遗存来证明。而不是仅靠传说，或立个现代石碑来注明。古文化需要的是证明，而不是注明。近年，甘肃境内出土了一大批史前青铜器物。这些器物，毫无疑问地证明甘肃是中国冶金的源地。在五行学说中，西方属金。这似乎说明，金起源于西方，也可看做西方长于冶金的旁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对出土中华第一刀的甘肃林家遗址考古发掘铜渣经过岩相鉴定和中子活化法分析，这次分析证实，林家遗址出土的铜渣不是天然矿石，也非炼铜残渣，而是一块经冶炼但已经分化成碎块的含铜铁金属，只不过经过长期的锈蚀，给人们造成了诸多错觉。令人惊奇的是，在林家遗址中，先后发现了三四块这样的铜渣。这说明什么，说明距今5000年左右，先民们就能够进行铜的冶炼了。
在林家遗址之后，永登蒋家坪马厂类型地层中又出土了一把距今4000年前的青铜刀。在这前后，甘肃一些地方发现了青铜镜。大量出土器物证明，甘肃先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青铜冶炼，这个时间和最早发明青铜冶炼术的中亚、西亚人们所掌握冶炼术的时间大体一致。这就是说，中国也是世界上率先发明和使用冶金技术的国家之一，而中国冶金发源地就在甘肃。
掌握了先进冶炼技术的秦人，制作出的青铜器坚固耐用。在汉代，秦公簋依旧在使用，人们在器上铭刻：公元器一斗七升奉簋。盖铭：西一斗七升大半升盖。显然，这是汉代设在这一带的西县政府所刻制。不知何故，秦公簋最后流落山间，被放牛娃所发现。
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大洋把秦公簋卖给大兴冯恕，后来冯又将簋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解放后，秦公簋进入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秦公簋是有史以来甘肃境内出土的青铜器中名气最大的一件。从最初发现于放牛娃手中，历经波折最终登上大雅之堂。
站在庙山之下，向上看古堡在目，往南则是红水水库，往北则是小村梨树坡。山坡上，生机勃勃的绿色，金黄的油菜花、褐色的土壤相互交错，历史大潮的起起伏伏，曾经的秦人也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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