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
1946年，胡适任北京大学校长，胡适一直关心支持图书馆事业，任校长后，亲自过问图书馆事务，以英美模式为指导，对北大图书馆的发展起到重要的积极影响。
1949年，向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成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任馆长。他首先建立由馆内外人员组成的馆务会议，作为过渡管理机构。在1952年院系调整，在他的主持下，顺利完成迁入燕京大学图书馆馆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并入以及与其他院校的藏书调入调出，同时组成了新的图书馆领导机构和人员队伍。作为历史学家，向达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献的收藏，在任期间收购了一些珍贵古籍文献，如从隆福寺、琉璃厂等地访求了一批敦煌卷子，成为北大图书馆相关收藏的基础。
三．馆舍：从公主府到燕园，从传统到现代
图书馆馆舍直接影响到藏书建设的发展和读者服务工作，宽敞的馆舍和现代化的设施，是办好图书馆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一。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走过的百年历程中，馆舍几经迁徙，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狭小到宏大，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02年，大学堂藏书楼以地安门内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梳妆楼为馆舍正式成立。
1918年10月，李大钊任主任的北大图书馆迁入沙滩红楼一层，并且设立两处分馆，馆舍条件得到改善。同时计划在海内外募集资金，建筑新馆。
1935年9月，北京大学图书馆新馆终于落成并正式接待读者，这是北大图书馆拥有比较现代的独立馆舍的开始。新馆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可容纳图书30余万册，采用当时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图书馆。当时新馆的建成，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对读者的开放性，使整体布局趋于合理，便于现代化的管理，为北大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园，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过调整，形成以原燕京大学图书馆为总馆的新的格局。由于燕京图书馆馆舍较小，加之大量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的并入，馆舍条件非常紧张，从院系调整之初，就提出兴建新馆的问题，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但由于种种因素未能落实。
到七十年代，北大图书馆馆舍条件非常困难，藏书分散在十五个地方，对于管理和借阅都造成很大的困难。经过积极争取，1975年初，新的图书馆在燕园中心落成，总面积达24，000多平米，阅览座位2，400个，可容纳藏书360万册，是当时国内建筑面积最大、馆舍条件最好的图书馆，为文革后图书馆的恢复发展奠定了基础。（该馆舍后被称为“西楼”）。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由香港实业家李嘉诚先生捐资兴建的新馆（东楼）落成，新馆在设计上具有面向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未来发展的前瞻性，大开间布局，与旧馆完美对接，总建筑面积达到51000多平米，在建筑规模上成为当时亚洲第一大高校图书馆，成为北大图书馆历史上第一座具有世界影响的馆舍。新馆建成后，在网络电子资源、读者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2005年，由教育部和北京大学拨款，对图书馆西楼重新进行了改造和修缮。至此，图书馆总面积已接近53，000平方米，阅览座位4，100多个，为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提供了良好的馆舍条件。
四．业务管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具一格
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梁启超代总理衙门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即明确提出“今设一大藏书楼，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以广天下风气。”说明无论从藏书内容，还是读者范围来讲，将要建立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都不同于传统藏书楼，而具有近现代图书馆的性质。藏书楼不仅收藏西学书籍，而且在管理和体制上也以西方近代图书馆为楷模。
应该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百年历史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缩影，百年历史，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到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的发展过程。
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就着手制定规章制度，包括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图书收藏和整理方法；藏书借阅方式；教学用书的提供办法；禁规和违禁处理办法等，体现了向西方近代图书馆的过渡，不仅在北大图书馆历史上具有开创性，而且对国内其他图书馆也具有示范作用。
民国初年，图书馆管理混乱，藏书散失十分严重。
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在任期间对图书馆管理做出了重大调整，首先是制订了图书馆历史上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部实行条例》，提出了详细的职责分工和工作要求。其次，调整图书馆机构，使之更适合现代大学图书馆的要求。同时在目录设置、书刊采购、借阅制度等方面学习国内外先进图书馆经验。在图书编目方面，开始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略作修改。
1923年袁同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在三年的馆长任期间，袁同礼致力于采用西方新式的管理方法整顿图书馆，清理积压西文书刊，编辑馆藏目录。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期间，组织编制了各种馆藏书本式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正式采用皮高品《中国图书十进分分类法》，一直延续到1975年改用《中国图书分类法》为止。
1935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入新馆后，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反映全部馆藏的卡片目录体系。中文、西文图书分为书名、著者、分类三套目录。1936年编制出版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丛书目录》、《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期刊目录》。1947年起，开始编制《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每月编成中日西文书目》。
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机构上进行了重组，同时调整图书编目规则，中文书继续沿用皮高品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西文图书沿用燕京大学采用的《杜威十进分类法》。1954年至1957年，先后制定了《中文编目股工作条例》、《西文编目股工作条例》、《俄文编目股工作条例》、《期刊编目股工作条例》、《采访部工作手册》等业务规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沿用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做法，依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表》编制主题目录，除文革中数年中断，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国内最为完整的西文主题目录。
由于解放前北京大学图书馆积压了大量的未编书，加之院系调整时大量图书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面临着大量的积压未编图书的问题，图书馆发动员工进行突击整理，对旧书刊进行整理编目，尽快提供给读者使用。
改革开放后，图书馆编目努力实现文献工作标准化，1983年，西文图书编目率先采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格式和“英美编目条例”，建立了规范文档。1984年，中文图书编目采用国家标准《普通图书著录规则》。同时，图书馆开始进行编目自动化的研究与实践，1990年西文图书正式开始利用光盘及其软件进行机编，1991年开始中文书目数据库建设。
90年代初，在建立了书目数据库的基础上，图书馆正式启用图书馆自动化系统，并提供OPAC检索和计算机借还书服务。1999年，图书馆引起美国SIRSI公司的UNICORN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此系统体现了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并具有很强的中文信息处理能力和发展潜力。系统的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图书馆的业务管理科学化，图书馆借此疏理了业务流程，调整了业务部门设置，并于2000年在馆内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业务工作规范》（试行稿），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流程和各项规章制度，实现了图书馆的各项业务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组织管理方面也逐步得以完善，通过规定工作流程、科学设岗，实行岗位聘任和岗位津贴制度，这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起到很大作用。
除Unicorn系统外，为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图书馆还引进和开发了其它各类计算机系统，如数字资源加工系统群、数字化服务系统群，形成了一系列的信息加工和服务的平台：元数据著录系统、学位论文提交和发布系统、古文献发布系统（秘籍琳琅）、北大名师、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统一检索平台、虚拟咨询系统、网络培训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学科导航系统、电子资源导航系统、统一认证系统、数字图书馆门户系统等。
1999年起，图书馆开始配合CALIS联合目录部进行联机合作编目的实验，并于2000年正式加入此项目。自此，编目工作真正实现了标准化。
在文献资源建设方面，图书馆一直致力于适合于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文献资源的收集，为此，图书馆专门成立了“文献资源建设委员会”，这有力地保证了文献入藏的种类和数量，从而保证了教学科研用书。
在读者服务管理方面，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读者服务委员会”，定期与学生和教师座谈，收集读者的意见，改进图书馆的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了全校广大师生的称赞。
五．读者服务：从被动到主动，从简单到完善
现代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就是把丰富的文献资源提供给读者。百年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从最初简陋、被动、闭架的形式，发展到今天全面、主动、开放的格局。回首当年的艰苦创业，我们当更加珍惜今天难得的条件和机遇。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成立之初，采取严格的闭架借阅方式，每年暑假前，所结书刊都要归还，同时根据教学需要，提供教学用书。
民国初年，开辟了中文阅览室和西文阅览室，制定了《图书馆阅览室规则》。但存在仍以收藏为重点，开馆时间很短，目录残缺不便利用等问题。
1918年至1922年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提出图书馆工作要配合学校教学改革，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增加教学用书复本，延长开馆时间，增设教师阅览室，在《北大日刊》上介绍新到书刊，举行书刊展览陈列等等。同时，李大钊还提出了实行开架式阅览的设想，可惜由于当时馆舍条件的限制没有实现。
1931年毛准任图书馆馆长，并组织迁入新馆建成前的松公府临时馆舍，这一时期的北大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服务方式更加灵活周到。
1935年新馆建成后，增加了开馆时间，每周开馆时间达到76小时，同时增加新的服务：设立研究室24间，开展馆际互借等。
1952年院系调整后，形成了以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中心的三个主要借阅处，共有阅览座位1700多个，到五十年代末期借阅处增加到八处，读者服务规模得到很大扩大。在服务方式方面，增加了学生读者的服务工作，对教师读者的服务工作也不断丰富和加强，专门设立教师借书处，设立教师专用阅览室等。
文革之后，图书馆重新调整读者服务体系，加强基础性工作，在国内高校图书馆率先尝试开架借阅，并于1984年明确提出使开架借阅量达到70%以上的目标。到80年代末期，开架书刊已超过50万册。在藏书组织体系方面提出三线藏书的建设目标：一线藏书为开架借阅，二线藏书为基本书库和总出纳台，三线藏书为复本书库和善本、旧报刊等。逐步建立以学科文献为中心的文献情报服务系统，各专业阅览室开展相关参考咨询工作，编制二次文献揭示馆藏。1984年，北大图书馆在国内大学图书馆率先成立了国际联机情报检索组。1988年成立“北京大学文库”，同时成立了美国、苏联、加拿大等文献情报中心。同时，进行馆藏珍贵资源的缩微工作，为方便阅览和保存馆藏做出了努力。
80年代以来，图书馆引进并自主开发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随之建立了机读的馆藏目录，逐步由浅入深实现了图书馆服务工作的自动化。1999年UNICORN系统的引进与使用，使资源查询、书刊借阅、预约、EMAIL发送各类到期、过期及催还通知、异地借还书等基础读者服务工作得以深化。
90年代起，除书本式文献外，图书馆大量引进国内外光盘及网络数据库以及多媒体资源，建立了电子资源检索室，初步实现了数字化及多媒体服务的环境。随着资源的增加，服务量的也随之增加，数据库的数量和访问量均居国内高校图书馆之首。
图书馆非常重视读者培训工作，除正常的新生培训外，为揭示馆藏，提高读者检索利用馆藏资源的能力，图书馆还从1999年起，不定期举办“一小时讲座”，深受读者欢迎。接着在学校开设了公共课“电子资源的检索与利用”，使学生充分掌握在网上查找知识的技能，并使图书馆的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
今天，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已经揭开了新的篇章，图书馆充分利用新的馆舍条件和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机遇，改善读者阅览环境，实行开放式、大开间开架借阅方式，在开架藏书量、开架阅览面积、阅览座位等方面均有大幅提高。同时，图书馆极尽所能为读者提供多类型、多层次、比较完善的服务：书刊借还、阅览、目录及电子资源检索、学科及出版物类型导航、一般咨询及网上咨询、课题咨询（项目咨询，查新，查收查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信息素质教育（一小时讲座，检索课等）、教学参考资料、多媒体点播、学科馆员等。
现在，图书馆正在构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门户，整合包含印刷本书刊、电子资源、传统借阅、网络服务等各类资源和服务，在互联网上为读者提供“一站式”信息检索和信息服务。因此，无论是从服务内容、服务态度、还是服务水平和服务深度等方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六．队伍建设：向高层次、专业化发展
拥有高水平的专业队伍，是做好图书馆工作的关键。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过百年的积极探索和经验积累，在队伍建设方面已经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做法。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图书馆的主管人——提调官由官方任命，从事管理工作的供事只是负责图书的借还、登记等基本工作，实际上还不具备近代图书馆员的素质。
民国初年，图书馆员仍多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留用下来的人员，由于不懂外文，导致外文图书大量积压。
1918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对原有工作人员提出新的要求，同时采用公开招聘、考核的方式录用新的工作人员。同时还聘用文化素质较高的大学生担任“助教式”工作人员，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开始逐步形成。1923年，袁同礼任图书馆主任，他是中国现代第一批具有图书馆学知识背景的专门人才，对于促进图书馆队伍的专业化具有推动作用。1929年，马衡任图书馆主任，请来武昌文化大学图书馆专科高年级学生帮助整理积压西文图书，表明当时图书馆对专业人才的重视，同时也表明图书馆在相关人才方面还相当缺乏。1952年，燕京大学图书馆并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增加了新的专业力量，如后来任副馆长的梁思庄，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在西文编目方面卓有成绩。
文革之后，图书馆注意改变文革时期图书馆人员混乱的状态，开始多渠道引进人才，注重学科分布，鼓励在职人员学习和培训，为他们的专业提高提供条件，包括海外学习进修，在职攻读学位等方式，大大提高了图书馆人员的专业学术水平。
今天，一支具有多学科专业素质和现代化图书馆技能的专业队伍正在形成，目前全馆人员学历构成：博士5人，硕士39人，本科65人，大专25人，大专以下54人；全馆人员职称构成：研究馆员8 人，副研究馆员45 人，馆员 73人，助理馆员28 人，其他人员 34人。高素质的专业队伍为建设现代化图书馆以及提供高水平、深层次的读者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七．研究开发：发扬学术传统，促进业务工作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的历史上，一些著名学者如章士钊、袁同礼、马衡、毛准、向达等曾任图书馆馆长，同时，钱玄同、顾颉刚等著名学者曾在图书馆工作过。这种背景使北大图书馆具有注重研究的优良传统，在做好读者工作的同时，积极进行业务研究和开发，为北大图书馆人赢得了尊重和声誉。
针对丰富的馆藏，北大图书馆人积极进行馆藏的揭示和深层开发，除了有关馆藏书本式目录的编写，还进行馆藏珍贵资料的整理出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历代金石拓片菁华》等。
为便于图书馆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优秀期刊的订购中，对图书馆的期刊采访进行指导，北大图书馆组织人力编写《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外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在国内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并成为发表论文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
为方便学者研究，北大图书馆组织人员编写了《论语索引》、《孟子索引》、《周易索引》等传统典籍的索引，受到好评。
北京大学图书馆人才济济，他们除了做好服务工作外，积极进行相关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应该说研究工作和服务工作互相促进，对图书馆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自动化研究和实施方面一直走在国内高校图书馆前列，早在1979年，北大图书馆就成立了自动化研究组，1980年开始与中科院图书馆等六单位协作进行MARC的研究与试验。1986年北大图书馆订购的第一批小型计算机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1990年开始初步实施北京大学图书馆自动化系统。1998年，为了提高图书馆自动化水平，图书馆与美国SIRSI公司签订了引进并合作汉化其UNICORN系统的协议，不仅使系统功能得以汉化利用，还培养了工作人员对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研究能力。
(责任编辑：威展小王)
